原标题：《人间唐诗》：这些唐代瓷器上的诗 水平如何？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萧湘带队调查发掘了长沙铜官窑遗址，发现诸多破损的瓷器有唐朝人创作、摹写、烧制在上面的诗句，多年间，萧湘也一直致力于长沙窑及这些诗句的研究。萧湘辑长沙窑瓷器上的80余首诗，集为《人间唐诗——长沙窑上的人世烟火》。书中配有瓷器的图片即上面烧制的诗文的阐释，将那些已经湮灭于历史长河中、已经模糊不辨的唐时烟火人世，重新呈现于读者眼前。
最近，记者专访了萧湘。萧湘是湖南湘潭人，1978年度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领队。著有《唐诗的弃儿》《中华彩瓷第一瓷——唐代长沙铜官窑实录》等。
烧制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文字的长沙窑瓷壶
在湘江东岸的河滨与山丘之间绵延十里的铜官镇，是唐代长沙窑的窑址区，千年前，这里熊熊的炉火将它燎燃为唐代最重要的一只民窑，它在初唐开始创建，在安史之乱以后兴盛，于五代后逐渐衰落。在陶瓷艺术史上，长沙铜官窑的瓷器有其独特的刻花、划花、镂刻、堆塑的装饰工艺，且浸润着与中原相区别的楚风，花鸟虫鱼、草木灵兽灵动飘逸，而除了这些装饰手法外，长沙窑也以其模印贴花和釉下彩绘工艺在陶瓷史上独树一帜。
而长沙铜官窑更为独特的地方在于，这里出土的瓷器上写有诗句，其中少数为《全唐诗》所收录，多数则为瀚海遗珠，代表着迥异于文人诗的民间一脉，其中如“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等表白心迹的诗作均真切动人，而诸如“只虑前途远，开帆待好风”“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埋”亦昂扬悲壮，是唐代蓬勃的时代气质的民间侧写。这些诗句由工匠们以并不整饬的、随意自由的笔触写在陶瓷上，陶瓷携带着这些诗句曾一度漂洋过海，如千年沉船“黑石号”中，相当体量的瓷器则来自长沙窑，作为唐代最为活跃的商业性外销瓷，长沙窑更像是唐文化的使节，在更为广阔的人群和地域中播散着唐代的文化基因。
书影
“悠悠千载诗瓷事，犹听涛声说昔年。”
诗词文献中曾有两次关于长沙铜官窑的重要记载，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渚》一诗中曾描写了一幅湘江岸边石渚湖旁长沙铜官窑制瓷的画卷：“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 烟烛洞庭云。迥野煤乱飞，遥空爆竹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著名的唐代诗人杜甫行至铜官窑也写下了《铜官渚守风》，其诗为：“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
长沙铜官窑今天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镇石渚湖附近，这座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的窑口，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有“南青北白长沙彩”之誉。一千多年时间的风雨，早已吹熄灭了长沙窑的炉火，一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之交，被深埋在地下的窑群才重见天日。
1980年代初，潇湘（右下方背对者）代表长沙考古队，向故宫博物院派出的冯先铭、李辉柄等古陶瓷专家介绍情况，并一起做实地调研。
萧湘介绍，1956年，一个文物普查小组到这里发现了离铜官镇两公里的一个叫瓦渣坪的地方可能有文物遗存，长沙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几位老先生就把这里的情况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有关领导，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冯先铭、李辉柄等几位先生到湖南来复查，并于1957年确定这里有釉下彩。1962年，冯先铭在一篇文章中表示：铜官窑是一座唐代的窑瓷，用这里发现的壶的器型和流传与记载中的唐代器型比较，是一致的，所以确定铜官窑的时代是唐至五代。
1978年，萧湘担任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领队，开始对这里系统性地进行发掘，谈到当时的机缘，萧湘说：“上世纪60年代，长沙市有23处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所有的革命文物当时都由毛主席革命保护办公室管理。1972年发掘马王堆以后，就有了要保护历史文物的观念，于是我就被派到这个岗位上来。我是1973年到长沙市保护文物的单位工作的，刚来时我把历史文物排一下队，在我心中重要的是岳麓书院、开福寺、贾谊故居、铜官窑这几个地方。因铜官窑地处农村，是没人管的地方，我们可以来去自由，也不要办什么手续，跟地方打个招呼就行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去铜官窑。”
而且当时陶瓷学家李知宴先生已经发现了一件铜官窑出土的瓷器上有诗句“春水春池满”诗句，郭沫若先生曾经对这首诗进行过研究，认为这首“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的风味源于六朝《吴歌》中的《子夜四时歌．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衫开。”有一种情景交融的春意。
“春水春池满”瓷壶
湘江在每年的春天都会涨大水，只能秋天才能去，水清且浅，“我们在一段叫做‘都司渡’的河段发现了一条已经被挖开的窑，两边有窑墙有窑底，再加上1962年修堤的时候，工人已经把那里挖毁了，两边都有断裂看得很清楚，元和印模就是沿着龙窑遗迹发现的。我们本着保护的原则，在原来已经取土挖开的地方取土，河两边的土一担一担地担走，大概开工了三五天，就挖出了一块砖头一样的东西，长11.5cm，厚8厘米，这个马上引起我们注意，因为一般的砖头也就五六厘米厚，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停了取土，这个地方可能有文物，我们作出方案，决定开一条13米长的探沟，就沿着这个印挖下去，之后就发现了铜官窑元和三年808年有明确纪年的壶耳。”
唐长沙窑“元和三年”陶耳范
这第一条探沟就很幸运地解决了这座遗址的纪年问题，萧湘说：“确确实实是唐代的，文字完整、模范完整的一个壶耳。我们知道铜官窑出过诗，我的目标是希望这里能够找到诗，我们当时确定了19个窑点（有窑址的地方叫做窑点），后来，综合成为17个，比如廖家屋或者长坡、瓦渣坪，其中南岸咀这个地方出来的瓷品都比较好，而且彩色的多，还有一个灰坪，灰坪堆积薄，南岸咀堆积厚。因为故宫博物院过来调查的时候也收集了十几件器物，我们总要挖到一件比他们好一点的吧，当时就是这种心理。1978年，我们在南岸咀开了一条探沟，南岸咀没有窑址，有三米多的堆积层，我们把表面层掘开以后，掘到第三层就出现了‘言满天下无口过’的砚滴（笔插），上面只有这一句诗。” 我那次试掘出土了50多件有诗文的瓷器，其中有些诗文重复，加上后来的几次发堀，现有人统计铜官窑出土诗文有一百多首。这次挖掘最终留下标本的文物遗存有1000多件。
除了因为留存大量民间唐诗的这一特点，长沙窑也首创了釉下彩绘、铜红釉等，长沙窑的发掘将铜红釉彩的创烧提前了几百年。唐代釉下彩主要有三种着色剂，其一是以氧化钴为主要着色剂的青花，其二以氧化铁为主要着色剂的褐彩与黑彩，其三是以氧化铜或氧化亚铜为主要着色剂的绿彩与红彩。长沙窑釉下彩瓷器主要是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为主要着色剂，在一件器物上往往几种颜色同时出现。如下面的这件铜官窑白釉红绿彩瓷壶，同时呈现红绿彩，且红彩鲜亮，因而十分珍贵。
铜官窑白釉红绿彩瓷壶
长沙铜官窑上的诗句：清丽可喜、蓬勃乐观
扬之水评价长沙铜官窑的诗句时说：铜官窑瓷器上的诗词以一片草色青青，绿了春池，绿了行脚，是“花舞大唐春”的时代里一缕明亮的春色。
采访中，萧湘介绍他将铜官窑瓷器的题材分为八类，分别为政治、宗教、爱情、礼仪、离别、教化、经商、死亡，其中也有言志的，有表现理想的，也有歌颂不同季节的，还有反省死亡的，经商的诗也比较多。另外，按年龄段也可以来分类，少年就写关于读书的诗，青年就写恋爱的诗，中年就是写发展事业的诗，老年就讲死亡和人生的诗。
但是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诗，长沙窑的诗很少是控诉人生和表现苦难的，即没有太多沉郁的情绪，即便是写作商旅之人的流离和分别，也写得直白坦荡，没有太多千回百转的愁思和隐喻，如长沙窑瓷器上写的“寒随今夜走，春缘主人来”“只虑前途远，开帆待好风”。
“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长沙窑瓷器
这种诗文的情绪取向和铜官窑的瓷器的性质有关，它们作为商品瓷，需要带给人某种激励或者一些欢乐的情绪，如果诗文内容太悲伤，则显得不吉利。另一方面，长沙窑兴盛的年代正值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萧湘解释：“不安全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情绪，所以需要被鼓励，也少谈及政治，多一些生活中的烟火气息。”
而关于铜官窑瓷器题诗的内容及风格，萧湘谈道，中唐时期有“元和新变”，也有“新乐府运动”，“铜官窑诗的整体风格，我觉得是受到这些诗歌运动的影响，这些瓷器的年代从元和一直到咸通，上面的诗歌也是承续了乐府传统，很直白通俗。”
唐宋时期的壶类，是指接近近代茶壶、酒壶式样的、大腹、装管状流的、有把手（或提梁）的容器。唐以前，自殷周时代沿袭下来的壶的形制却并非如此，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传统的壶没有把手和管状流 。唐代壶类器物形制多样，于功能上也有较大差异，唐代的壶按照传统的叫法大概有以下几种：注壶、唾壶、双龙柄壶、皮囊式壶、盘口壶、鸡首壶、穿带壶、扁壶。
唐代皮囊式壶
其中双龙柄壶器形独特，天津地区曾发现一件传世的双身龙柄壶，底阴刻“此传瓶，有□”，表明当时此类器物可能称为传瓶。一件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一件银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壶是皮囊式壶的代表。
《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中写道在长沙铜官窑中实用器物发现较多，有八百多件，包含壶、碗、盘 、罐、唾、盂、碟、杯、洗、灯、炉、烛台、枕、器座等等，但是《人间唐诗》中写了诗句的器具主要有“多棱短流注壶”和碟与枕这三种器型，大多数的诗句并没有烧制在上文所述的唐代最别致的器型中。
天津博物馆 传瓶
对此，萧湘解释道：“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瓷器上的诗就是起装饰作用的，是用中国书法四竖排书写的，现在发现的70多首诗较为完整的诗中，只有一首不是四行排列的。器物要写诗必须要有空间，所以只有大型器物上面才有空间题诗，也就是说瓷器上题诗是受器物的限制的，诗却不一定和器物的用途相适应。多年前，文物社要求我们写报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只有碟、壶、枕头三种类型提诗较多。只有一件砚滴上写了‘言满天下无口过’，这句诗，我认为题诗的人是想表达言论自由。”
在诗句出现最多的三种器型中，枕是最特别的，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两首诗：“熟练轻客软似绵，短衫披帛不䋺缏。萧郎急卧衣裳乱，往往天明在花前”；“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前者浮艳，后者怀春，都是艳情诗的一脉。对此，萧湘说：“枕上的诗和壶上的诗是有区别的，枕上的诗是在相对隐私的情境下欣赏的，而壶上的诗，会因不同的用途而进行区别，家庭、旅馆、饭铺、妓院，按用途不同，这些现代看来比较通用的诗也会进行甄别。”
【对话萧湘】
澎湃新闻：《人间唐诗》书中也收入了京杭大运河中发现的器物也写有唐诗，所以在瓷器上写唐诗在唐代时长沙窑是否是个案，还是别的窑口出土瓷器也有写有诗句的现象？
萧湘：到今天为止，这样大批出现唐代诗句的只有长沙铜官窑，唐代瓷窑题写诗文的只有铜官窑这处窑址，其他的窑址很少有诗句，但唐以后宋代磁州窑，吉州窑等都继承瓷器题诗的传统，提高了瓷器的审美价值。
澎湃新闻：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有名家作品或者改写自名家的作品，如贾岛的、张氲的。还有的似乎是民间流传的一些有打油诗意味的句子，属于“集体创作”的作品，那么现在是否能考证出这些诗的作者是谁？是一般的匠人还是有创作者？
萧湘：我觉得，这个诗绝不是窑工，甚至不是作坊主创作的，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水平，铜官窑上的诗文跨度几百年，工匠不太可能的，我觉得还是文人为主，至于有没有窑工做到瓷器上去，可能有，我举出两个例子，我去醴陵都看过，他们都是描在一张纸上再贴上去。事实上我们也并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一批什么人在做，安史之乱有这么多文化人流浪到这里来了？画是专业画家们到这里画的？
澎湃新闻：我们也会发现写在瓷器上的笔画有些粗糙随意，没有太考究，这是为什么？
萧湘：为什么很多铜官窑上的画和字看上去不太好呢？很简单，我们看到的都是废品，好的都成为商品流通出去了。一开始说这是窑工创作的诗，其实窑工没有这个水平。铜官窑几十上百首诗，一首诗最多重复发现的有二十三首，像“一别行千里”这一首就重复比较多 。 “言满天下无口过”那个字写得还比较好，其实我的看法和根据现在的发掘情况来看，南岸咀可能是有一个作坊专门搞瓷器书法，有这么一个爱文化的窑主，他雇请了几个人专门来搞这个事情。可能有分工，至少是有的写诗的，有的画画的，有的是专门做广告的，现在这三类是很明显，广告瓷太多了，当时长沙铜官窑就有竞争，要创造名牌，要讲究质量，甚至有资本主义这些价值观。
所以我认为，长沙窑诗句就是民间文人与士大夫结合的产物，民间文人包括账房先生、私塾先生，窑工不行。绝对是有模板的，是文人收集了以后再和民间文人结合，你比如那首诗， “题诗安瓶上”那首诗，就不是文人写的，质量不高。另外，因为釉水和这个调色剂是很难弄的，还有一个燃烧过程，氧化过程。
澎湃新闻：长沙地区一直有底蕴深厚的古楚文化，您的书中和历史材料中也可见铜官窑花鸟画还是有一些“楚风”，但是诗歌的内容似乎是比较中原地区的那种主流审美和价值观念的，没有太多楚地那种天马行空和浪漫？
萧湘：我们统计发现，白居易也是两千多首诗只选了一首诗，可见挑选之严格，要适应市场，所以这些诗的韵脚、风格以北方为主，不是我们本地的，至少不是我们湖南省的。
长沙窑磁盘上的花纹
唐长沙窑“此是饮瓶不得别用”褐绿彩摩竭云纹瓷壶
澎湃新闻：可否介绍几首让您印象深刻的、显示出一种唐代的精神气质文化气质的作品？
萧湘：现在大家都说的那首“君生我未生”，这首诗现在都认为是一首爱情诗，我有个朋友说，你们不要这样去做解释，这就是老牛想吃嫩草。我说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我觉得首先双方是绝对平等的，如果说是老少辈的话，这两个人也是平等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这个社会下，女子是没有发言权的，不可以对话不可以商量，这首诗最可贵之处，宣传男女平等。相应的，“二八谁家女”那一首，也是同样的思想，自我表达、自主意识很强的，对美的张扬，希望意中人能喜欢我，这不是男尊女卑。
另外像表现唐人的那个“白玉非为宝”那首诗，“忽起自长呼”的那首诗，还有“男儿大丈夫”以及“莫慢愁酤酒，怀中自有钱”“心中万事有，不愁手中无”等等，这些都是表现当时的人的追求，很明确是追求知识和财富，是比较正能量的，有一种文化自信。
“二八谁家女”瓷壶
澎湃新闻：长沙窑的兴盛在安史之乱以后，我们知道杜甫等诗人在安史之乱以后诗风都变得沉郁，但是长沙窑的诗歌中好像没有太多写作时代的乱离，仍有一种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的那种达观和个人化的情感体现。您怎么看？
萧湘：这是新乐府运动产生的结果，和杜甫的诗风不一样，和李白的诗风有点接近，而且应该是东汉民歌、乐府民歌沿袭发展下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是新乐府运动的产物，新乐府运动就是宣传这一些，轻松、直白，而且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意境，有点那个味道就行了。
澎湃新闻：1986年李辉柄将唐代瓷窑分南、北系统分别介绍，其中南方五大青瓷窑包括越窑、婺州窑、寿州窑、岳州窑、洪州窑，北方白瓷窑包括邢窑、定窑、巩县窑、密县窑、山西平定窑、浑源窑，“一青一白”两大瓷窑系统并驾齐驱，这种瓷器生产格局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南青北白”大致可以概括唐代的瓷业格局。长沙窑在古籍中也并未被列为名窑，在唐代大致“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中，长沙窑的地位是如何的？
萧湘：中国的陶瓷史上，一般把唐代的瓷窑分南北两个系统分别来讲，即南青北白，南边以越窑为主，北边以邢窑为主，这是两个大的体系，长沙窑一直被认为是民窑，1956年57年的调查和铜官窑被发现，我觉得是揭开了新的一页。彩瓷之前只知道有唐三彩，认为中国五彩瓷的出现是在宋代到明代。冯先铭也写到长沙窑最让人震惊的地方就是长沙窑有三色彩瓷，其实在唐代的诗句“湘瓷泛轻花”就记录了，后来李辉柄先生也承认了长沙窑是釉下多彩发源地。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了长沙铜官窑是中国古代釉下多彩工艺的发源地，创烧了铜红彩，有诗句的瓷器中，诗句是写在釉上还是釉下，是否有赖于这种色彩工艺的发展？
萧湘：诗文首先是为了装饰瓷器，是为了美化瓷器的，这些诗绝大多数是写在釉下的，有的题记一两个字的是写在釉上面的。铜官窑的铜红釉和画作中出现的釉里红，是我国瓷器技术史辉煌的创造。
澎湃新闻：除了写诗句的瓷器，您书中还收了很多有绘画的瓷器，您可以举例谈一下长沙窑出土瓷器的绘画的内容和风格吗？以及其中比较有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的？
萧湘：可以，我也想谈谈这个事情，长沙铜官窑瓷器上面的这个美术作品，从表现手法来说，有写意画、写生画、模印画、还有刻纹画，国外风情画，毕克官先生认为还有漫画；从题材来说，花鸟为主，人物动物次之，人物画有历史人物画，还有传说的龙凤神物，还有宗教画，塔楼建筑画；从绘画对象来说，有宫廷的，民间的，多民族的和国外的，形象与意境有的有很高水平，现实题材的胡旋舞，舞姿唯妙唯肖，历史题材的巾舞和伊恒吹笛图，以及竹林七贤图，是我国绘画史极为重的史料。
